说起家人，对李鹏影响最大的，无疑是自己的父母。在他的记忆中，父母虽然出生于富裕家庭，但后来都成为坚定的革命者，父亲甚至为革命事业献出了宝贵的生命。
我的祖父叫李天祺，祖母叫何圣熙，我都没有见过。我们家在当地是一户比较富裕的家庭，我的祖父是做生意的。据说我的先辈是从湖北省麻城县城移民过来的(指四川省宜宾庆符县，今属高县)。
我的父亲李硕勋出生于1903年2月23日。他在家中排行属三，上面有大哥和二哥，大哥经商，二哥在当地教书，下面还有一个妹妹。
在宜宾、成都读书期间，李硕勋参加学生运动，开始接触马克思主义，从事革命活动。1922年底，因遭到军阀通缉，他辗转来到北京读书，后进入上海大学学习。1925年，李硕勋在杭州结识了准备报考上海大学的赵世萱。1926年8月，二人结为终身伴侣。
我母亲于1903年1月17日出生在四川省酉阳县龙潭镇，她原名赵世萱，后改名为赵君陶。我的外祖父叫赵从善，外祖母叫陆碧莲。外祖父精于管理，生意越做越大，赚了不少钱。他们膝下共有九个孩子，五男四女，我的母亲排行第九。
1926年，李硕勋和妻子受中央派遣到武汉工作。1927年南昌起义后，他赴上海向党中央请示工作，后被留在上海做党的地下工作。也正是在这期间，他和赵君陶的长子李鹏出生了。
1928年10月20日，我出生在上海法租界明德里15号。在我出生的时候，我的父亲正在浙江省从事党的白区工作，未能陪伴在母亲身边照顾她。过了半年，到1929年3月，我父亲才奉中央的调动，回到了上海。这时候我已经快半周岁了，父亲见到一个活泼可爱的小男孩，心中十分高兴。他就问母亲：“给他取名字了吗？”母亲说：“还没有呢，等你来取呢。”他好像胸有成竹，说：“他在我们李家属于‘远’字辈的，就叫李远芃(音同鹏)吧。”我母亲不假思索念出了白居易的一首诗《贺雨》，其中有两句是“万心春熙熙，百谷青芃芃”。我父亲说：“‘芃’代表草木茂盛的意思，这说明我们家又多了一个革命的后代，我希望他能够像茂盛的草木一样，永远扎根在中国人民的土地上。”
1929年春，李硕勋回到上海，参加了中共江苏省委的领导工作，后被任命为红七军政委，接替原政委邓小平。
就在他抵达香港准备转往红七军时，突然接到中央电报。原来，中共广东省委书记蔡和森不幸被捕，英勇牺牲。
在这种危急情况下，中央任命我父亲为广东省委军委书记。军委办事机构那时设在香港九龙。不久，经过组织上的批准，我的母亲带着我一起来到了香港，见到了我的父亲，一家人团聚了，十分高兴。
短暂的团聚后，根据工作需要和省委的指示，父亲只身一人赴海南岛主持召开军事会议。不幸的是，他一上岸就被国民党密探逮捕了。究其原因有两个：一是有叛徒出卖；还有一个原因，他是四川人，不懂当地方言，在海南又没有任何关系掩护，很容易暴露。
我的父亲被捕后，在狱中受尽敌人的严刑拷打。据后来一位被营救出狱的同志回忆，敌人对我父亲进行了各种残酷折磨，以至两条腿都被打断了。身份已经暴露，为了保护党组织和同志们的安全，他始终咬紧牙关，只承认自己是共产党员，没有作出任何出卖党、出卖同志的事情。
在狱中，李硕勋感到凶多吉少，写下遗书，托狱中同情共产党的人将信带到香港。直到1931年9月他去世后，这封遗书才被辗转交到赵君陶手中：
“陶：余在琼已直认不讳，日内恐即将判决，余亦即将与你们长别。在前方，在后方，日死若干人，余亦其中之一耳。死后勿为我过悲，惟望善育吾儿。你宜设法送之返家中，你亦努力谋自立为要。死后尸总会收的，绝不许来，千嘱万嘱。勋 九·十四”
当时，赵君陶已有4个多月的身孕，只能先带着李远芃回到上海。在上海，她生下一个女儿，取名李远芹(后改名李琼)。1932年秋，赵君陶带着一对儿女从上海回到重庆，一度在宜宾老家短暂停留，后前往成都。
在成都，我们住在二舅家。二舅家位于西御西街113号。以后，这里成了四川地下党川康特委的重要秘密活动点和联络点。
母亲的自尊心很强，她对我二舅、二舅母讲：我不能天天待在家里，也要出去找份工作，赚点钱，来供养儿女上学，补贴日常开销。就这样，我母亲从1933年下半年开始，一直以教书为生。
我于1935年的秋季开始上小学。我的母校是四川省立实验小学，其间也经历了一些变动。
1939年，赵君陶被调到重庆从事保育院的工作。
当时在重庆成立了一个战时儿童保育会，由宋美龄担任会长，还有一些妇女界的名流担任委员，邓颖超就是其中之一。同时成立了若干个战时保育院，我母亲被邓颖超推荐到战时保育会直属第三院当院长，直接受邓颖超的领导。她在那里工作了6年零8个月，直到抗战胜利，收留了800多个儿童和少年，把他们从死亡线上挽救过来，使他们受到了很好的教育。
我母亲还接受党的任务，承担了秘密工作，在保育三院发展了党的组织，建立了党的特别支部。
与母亲分别后，李远芃先是随邓颖超赶赴成都，后被送到著名教育家陶行知先生创办的育才学校学习。1940年秋开学不久，他接到通知：准备去延安。
1941年2月，一支百余人的队伍几经波折，终于抵达延安。途中，中共南方局青委书记蒋南翔帮李远芃改名为李鹏。这个名字，他一直沿用至今。
离开延安后，李鹏曾进入张家口工业专门学校学习，1946年7月毕业后，他希望赶快到工作岗位上去锻炼，并选择了电业。1948年9月，李鹏赴苏联留学。他听从任弼时“应该学习经济管理和自然科学”的意见，选择了莫斯科动力学院的水电专业继续深造。
我到苏联后，听说我母亲已不再担任东北保育委员会主任，她也不愿意在妇联工作，而愿意从事她热爱的教育事业。经蔡妈妈(即蔡畅，编者注)批准，她到哈尔滨第四中学担任校长。
建国后，赵君陶继续从事教育工作。在中南教育部工作时，她创办了工农速成中学，后在天津创办南开大学工农速成中学。到北京后又参加了北京化工学院的创办工作，1985年冬在北京逝世。
几位长辈都是革命干将
除了父母，李鹏的其他几位长辈也在中国革命历史中留下过深刻印记。
我的二舅赵世珏，早年参加孙中山领导的同盟会，后进入川军刘文辉的部队，是一位中级军官。二舅夫妇膝下只有一个儿子，也就是我的表哥赵令瑗(后改名赵石英)。他抗战时期在延安学习，解放战争时期在晋察冀地区工作，全国解放后到天津工作，以后调到北京，在国家科委工作，是个局级干部。“文化大革命”中，他受到冲击，吃了很多苦头。平反后，组织上安排他去组建专利局并担任负责人，按副部级待遇。可以说，他是我国专利事业的开创者。
我的三舅赵世炯，信仰读书救国，从北京的一所交通通信学校毕业后，进入邮政电信机构工作。他对我们全家，特别是我的五舅赵世炎、我的母亲和我的三姨赵世兰，尤为关照，在整个革命斗争中也为他们提供了许多帮助和援助。解放后，邓颖超专门给赵世炯写了一封信，称他为“三哥”，要他从杭州到北京邮电部工作。
我的五舅赵世炎，早在1920年就赴法国勤工俭学，与周恩来等建立了旅法中国共产党早期组织和旅欧中国少年共产党(共青团组织的前身)，是我们党早期的领导人之一。在大革命时期，他参与领导了上海三次工人武装起义，并取得胜利。1927年7月19日，赵世炎在蒋介石发动四一二反革命政变后被杀害了，当时他担任中共中央委员、江苏省委代理书记。
李鹏的三姨赵世兰，是党内几位比较有名望的老大姐之一。因为年龄较长，一些老同志如邓颖超、蔡畅、刘亚雄等都称她为“大姐”。
她1919年随全家从酉阳迁往北京，后来上了北京女师大，1925年参加反对校长赵荫榆的斗争。
三姨是中共五大和八大的代表、全国妇联常委。新中国成立以后，她在燃料工业部担任人事司司长。后来，燃料工业部一分为三，成立了煤炭工业部、电力工业部和石油工业部。三姨担任煤炭部机关党委书记。
三姨为人正直，刚正不阿，她在煤炭部干部中，包括在知识分子中，享有较高的威信。可她也成为造反派斗争的对象。
1969年1月8日，赵世兰含冤去世，十一届三中全会后平反。
并非“周伯伯”养子
特殊的家庭环境，让李鹏自小就与毛泽东、周恩来、邓颖超、陈云等革命先辈有过不少接触。
李鹏第一次与周恩来见面，是在1940年秋。当时，正在育才学校学习的他接到准备去延安的通知，便和母亲赶往重庆，来到位于曾家岩50号的周公馆。和别的烈士子女一样，他亲切地称呼周恩来夫妇“周伯伯”和“邓妈妈”。
周伯伯看到我非常高兴，对邓妈妈说：这孩子都长这么大了，越长越像硕勋了。邓妈妈说：我看更像君陶。大家哈哈大笑。
有一天，周伯伯问我：你在育才学校学习什么功课？我说在社会科学组。他听了以后，从桌子上随便拿了一张《新华日报》，叫我把社论念一遍。我很流利地念了一遍。他说：你能不能把这篇社论的要点给我讲一讲？我当即根据自己的归纳讲了几点意见，都是比较中肯的。他听后对我大为称赞。于是这件事情在曾家岩传开了，说育才学校有一个小孩，小小年纪就能背马列主义。这当然是误传。
到延安后，李鹏和周恩来、邓颖超有了更多的接触。有两件事，周恩来给他留下了深刻印象。
第一件事，有一次我到周恩来家。我看到有一本西班牙名著《唐吉诃德》，就拿起来看了一下，然后又把它放在书架上了。不料第二次见到周恩来时，他问我：那本书你是不是拿走了？我说：没有，我没有拿。他看我委屈的样子，也就不再说什么了。过了一段时间，我又一次去周恩来家。他告诉我：那本书找到了，委屈你了。停了停，他又说：但是我还是要批评你，你没有把书放回原来的位置，以致我一时找不到。这件事给我留下了很深刻的印象，周恩来做事是那样的严谨，那样的有秩序，他这种一丝不苟的作风影响了我的一生。
第二件事，我以后再去周恩来那里，总是看见他在接待来访的客人，好像是外调人员。那个时候延安的审干运动还没有结束，周恩来对党内的情况非常熟悉，许多同志都和他共过事或者有过接触。这些同志是被怀疑的对象，正在接受审查。我看见他每次接待来访的同志，总是那样热情，先请他们坐下来，认真听取他们提出来的问题，并用他那受过伤不能伸直的右臂认真地做记录，然后尽他所知，向来访者或来外调的人说明情况。他这种认真负责、实事求是的态度和工作作风，对解放许多被怀疑的对象和平反许多冤假错案起到了积极作用。
也许是因为交往密切，外界一度盛传，说李鹏是周恩来和邓颖超的养子。对此，李鹏在回忆录中作出了回应。
周总理、邓妈妈与我的关系，就是老同志与烈士后代的关系。有人传说我是周总理的养子，这是不正确的，因为周总理、邓妈妈关心的烈士子弟，不止我一个，他们同样关心爱护其他战友的子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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