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华国民革命失败究竟是何原因？ 半个多世纪以来如要还原中华民国的原本面貌，苦于六十多年来有关民国资料的被严重篡改、歪曲和别有用心的封存之外，还遭到人为刻意反宣传。今天我们只能怀着良心费尽心机去搜寻一些原始资料，从而来还原民国失败的的客观原因。
近几年俄罗斯解密了上世纪不少有关中国的资料，其中也公布了大量有关民国史资料，并加上现今研究环境相对宽松一些，才有民间一些史学爱好这能有机会还原那段历史。
国民革命，刚一开始就伴随着反清复明的伟大使命，后来又因为时代的召唤，又秉承了打倒军阀、统一中国的重任，又用民国的铁肩担当了抗日战争和战后重建的光荣使命。却又令人震惋的夭折......中国走向现代社会的进程，一直被列强所强行打断。而国民革命，一个被苏、美、英、日精心策划的阴谋联合绞杀以及本身一些原因造成最终的失败悲剧。
现代人只要一提到民国失败的原因，几乎异口同声地说民国的腐败是归罪与它的腐败。真的是这样吗？
一、国民革命失败---苏联的绞杀
早在军阀混战时期，苏俄便制定了臭名昭著的“新东方”战略。目的就是征服中国进而征服全世界。这样，灭人之国，必先灭其文化。苏俄文化部制定了臭名昭著的灭亡中国文化的阴谋。其一便是用苏俄的卢布，收买中国的无耻汉奸文化，进而打击中国文化，为苏俄的赤化开路。 1919年爆发的五四运动，其中幕后黑手便是苏俄。据《文武北洋》披露，当时散步示威的“学生”之中不乏手拿铁棍等“武器”者。
苏俄蓄意颠覆是国民党失败的重大外在原因
中华民国政府和中国国民党为统一中国北伐时，苏俄指示中共在国内城市搞武装暴动，在广大农村搞打土豪，建立自己武装军队，建立国中国“苏维埃政权”。严重阻碍北伐，导致国共第一次合作分裂。
抗日战争中为了让中国拖住日本侵略军，防止日本驻东北关东军和德国同时夹击苏联，一边与日本帝国主义签订互不侵犯协议，一边与中华民国签订友好合作协议，一边向中共提供经费和军事物资，破坏民国抗战。
诚如胡适之先生后来所言：“苏俄对中华民国长达二十八年的蓄意颠覆”。指证了当年苏俄诱逼中国国民革命为俄式共产革命的阴谋，和它持续命令中共武装颠覆中华民国的罪行。
二战结束、内战开始以后，苏俄为了达到获得中国北方和远东领土，为了达到侵占我国东北，向中共提供大量武器，支持中共发动内战以武装颠覆中华民国这就是国民党失败的重大外在原因。
二、国民革命的失败---美英的绞杀
英国一直是个死要面子的国家，二战中已经是全世界丢人显眼，却当贫弱的中国依然摆足了架子。尤其二战之中，一直主张其所谓“长炮”计划：即牺牲中国本土（打击中国复兴的力量，完全让中国灭国），而直接打击日本本土。其于缅甸战事最为激烈的时刻，不惜牺牲中国远征军的命运来“丢车保卒”。而鉴于其现在已经完全沦落为美国的一只哈巴狗，对于狗就不用人来计较了。
中国远征军入缅甸失败后，1944年的豫桂湘大会战前夕，民国政府已经准确侦测日军将有大规模进攻行动，然而，美国狗杂种史迪威却强迫中国最精锐之军队入缅甸作战。故意将虚弱的民国暴漏在日军大规模进攻面前，腐败受敌。
史迪威明知道日军要进行大规模决战，却为什么要倔强的调走精锐部队呢？是因为，当时国军战力已经接近日军，而日军的整体失败在即，如果国军大胜日军，则日后必为世界强国。不如釜底抽薪，以切断军事援助为借口，掉走国军精锐，而让民国政府收到日军严重打击，失去战后复兴的能力。
结果果然为史迪威所“精心料到”，民国于日军进攻虚弱不堪，一败再败，常德、衡阳、独山等重镇沦陷，重庆震动。民国大失元。很多优秀的将军和士兵牺牲。
而内战后，政府军曾经气势如虹，毛敬瑭军层一溃千里。这个要直捣黄龙的关键时刻，美国惧怕中国统一而强大，马歇尔老杂毛又姗姗而来，故意逼迫民国政府签订停战协定。结果，苏俄乘机大肆武装毛敬瑭。为后期胜利打下最直接的基础。马歇尔种下的祸根，知道今天。
1941－1945中共始终获得美国帮助，导致民国失败。
抗战期间，中共之所以从弱小的地方势力，一变而能与国民党分庭抗礼，美国对此起到关键作用。美国乘着“美援”和“结盟”，而钳制中国的军政外交；国民党苦于被干涉内政，但无奈头上已被套上了紧箍咒。美国一方面按住国民党，不让它独立行事，来解决其内政问题；另一方面却鼓励中共与国民政府对抗，认定延安乃国中之国。美国还通过调停谈判和外交认可，把国共两党的司属关系变为对等关系。
1940年国共两党在华中的地盘摩擦十分激烈，10月15日结束的黄桥战役，新四军陈毅部在八路军黄克诚部配合下歼灭国民党军韩德勤部主力两个师1.2万人。 12月，蒋得知苏联对中共不满，于是发动了皖南事变，歼灭新四军军部七千余人，作为对黄桥之战的惩罚。 1941年1月17日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发布通令，宣布新四军为叛军，取消番号；叶挺交付军法审判，通缉项英。
1941年1月24日，美国国务院宣布对中国国共两党冲突表示不安，明确表示在这种情况下必须暂停对华贷款计划的实施。接着罗斯福总统派特使居里（Lauchlin Currie）和联邦准备银行调查主任戴普莱（Despres）前往中国告诫蒋介石：“在我看来，这所谓的共产党与国民党间相同之点殆多于相异者。我们希望双方能够消除歧见，更密切的合作，以有利于对日本作战的共同目标。”戴普莱则进一步解释：“罗斯福之意见以为中国之有共产党，并不能认为中国有共产主义之实行，只能视作民主政治之实习。??月14日，美国总统特使居里专门会见周恩来，进行了长时间会谈。此为美国高官与中共的首次接触，事情本身和选择的时机表达了这样一个信息：美国不会听任国民党用武力对付中共。
1944年7月4日，美国参谋长联席会议建议由史迪威统一指挥国共两党的军队，当天美国参赞艾切森（Alcheson）立即拜访行政院长孙科，高思大使也随即拜访宋子文、戴季陶，商讨后他又亲自向蒋介石提出这个建议。除此之外，罗斯福派副总统华莱士（Wallace）6月20日来华，带着罗斯福关于美军观察组进驻延安的第四次要求，华莱士软硬兼施终于迫使蒋介石同意。
7月22日，美军观察组首批9人到达延安，毛泽东亲自撰写社论表示热烈地欢迎“同一个战壕里的战友”。 8月7日第二批9人也到达延安，组长是美军情报官员包瑞德（Barrett）上校。观察组给美国的报告充满了对共产党的赞誉，史迪威更明确说：“我们必须想法把武器交给斗志昂扬的共产党人。”他甚至计划亲自到延安，商讨用美国武器装备五个中共师的问题。这个观察组进驻延安，毛泽东宣布“实有重大意义”。中共中央18日称为“我们外交工作的开始”。中共正式获得国际地位，这个地位完全是美国竭力为之争取的。
美国外交人员在1941-1944年四年时间里，非但不是“扶蒋反共”，正相反，从罗斯福总统到普通外交官，屁股都坐在中共一边……。 1944年5月，美国国务院在一份文件中宣称：“美国并未承担在任何情况下都支持国民党政府的义务。”次年1月，华盛顿明确告诉魏德迈：“中国最终不一定要在蒋介石领导下统一起来。”这与罗斯福在开罗把蒋介石定位为“一个封建军阀”、并对史迪威宣称要找一个人或是一群人来替换蒋介石其实是一致的。
抗战胜利后国共内战，马歇尔受命“调停”。 1945年东北林彪接收苏联缴获的50万关东军武器而启兵衅，与国军王牌师大战，于四平街决战，被白崇喜、杜聿明、郑洞国十师强攻，一溃数百里，几乎要被追击歼灭之际，马歇尔八上庐山，压迫国府下停战令，杜聿明遂停顿攻势。共军林彪便于哈尔滨休整歇息，接收了苏联更多的军械装备给养，站稳脚跟之后再度反攻，局面便一发不可收拾。马歇尔此举，可以说挽救了林彪岌岌可危的命运。
另一边，杜鲁门却强调美国对华援助的五亿美元贷款的惟一条件就是给“联合政府”，分文不与蒋。
1946年6月13日、14日在美国参、众两院提出的《美国军事援华法案》受到毛泽东等强烈反对，马歇尔与国会领袖商量后，将其搁置。拖到8月第79届国会结束自动成为废案。马歇尔还设法使《军事使团法案》未获议会通过。
美国对华外交与国民党的垮台
[编者按：危难受命的蒋介石政府，一直是在超极限地工作；尤其是到抗战后期，它简直是在内外交困之中挣扎。而它的强大盟邦美国，不仅见死不救，反而落井下石，甚至欲去之而后快，且无所不用其极！在国共内战期间，美国一方面通过《雅尔塔密约》，放手让苏联来武装中共；一方面又用“民主改革”、调停、禁运等多条绳索，绑住国民党。而且，国民党的金融危机也是美国一手制造的。 ]
史迪威……日记中透露出……罗斯福和他自己如何看待中国，以及随意左右一个弱国政局的企图。 1943年12月6日罗斯福和史迪威的部分对话如下：
“罗：你看能挨得多久？
“史：情况很复杂，如果重来一次去年5月底攻势，他可能倒台。
“罗：那末我们得找另外一个团体去继续。
“史：他们大概会找我们。
“罗：……对于朝鲜和安南的问题，他已经和我取得协议，我们得派代表团到那些国家去执行职务二十五年，直到我们把他们扶植站起来的时候为止。正如菲律宾一样。我斩钉截铁地问过蒋要不要安南，他说'毫无这个意思'。”
……不管如何，蒋介石在抗战中，是对抗日本人的最高统帅，是中国人的领袖，史迪威的日记中却把蒋介石蔑称为“花生米”，意思是小东西；因为史迪威是中缅印战区的总司令，美国援助抗战的物质都由他控制，他常常卡住尽量不给，连美国在中国与日本人进行激烈空战的第十四航空队的汽油也卡住。十四航空队的司令陈纳德（Claire L. Chennault）将军因为坚决配合中国政府作战，并且卓有贡献而与史迪威交恶，所以这里居然由蒋介石为美国人组成的航空队需要的汽油求情，史迪威却称为“骗取汽油”，多么飞扬跋扈！而且说蒋介石“需要整个世界”，明明蒋介石向罗斯福表明不要安南，并且国民政府长期支持朝鲜独立，也放弃对于琉球群岛的主权，怎么说“需要整个世界”呢？
在史迪威的心目中，共产党统治地区是理想天堂，国民党统治的地区是人间地狱，而且在日记中对于中国军队的浴血抗战全盘否定，“事实上等于零”。他的总司令位置的继任者魏德迈将军谈到他对史迪威的印象：“一直到那时，我都以为史迪威将军是一位传奇性的战士，也以为他是美国军官之中对中国问题最精通的人物。经过很久的时间，我终于揭穿了他的传奇故事，才发现他是易受蒙蔽，特别关心共产党，并且也知道他对蒋委员长以及国民政府具有偏见。他这人似乎永远不能了解中国政治问题……。”
高斯手下的美国大使馆成员中，压倒优势的是中共的亲密友人，有的甚至因为偷窃机密文件给中共……。几十年后，中国大陆的历史学家透露，谢伟思向中共透露的一个重要文件，曾经对国共关系的历史发生重大影响，即把美国打算在中国建立联合政府的想法偷偷告诉了毛泽东，于是很快毛泽东提出建立联合政府的倡议……。 9月1日，中共中央召开会议决定立即提出联合政府问题，借美国不满意国民党之机会，迫蒋让步。在此行不通之时，则提出建立'解放委员会'的政权组织，进一步向蒋介石施加压力。
一份报告中戴维斯说得更清楚：“假如我们现在宣布支持共产党，则蒋委员长所领导的政府必将立即降到一个地方政权地位。……届时，在军事上、技术上以及行政上的各方面实力，必将大规模地从国民党转向依附于共产党，我们亦可以获致中国最团结、最进步、最强大一股力量而予以支持。”（《魏德迈报告》第282-283页）
苏联红军进军东北，使得中共得到了可以席卷全国的根据地。中共中央及时派遣林彪、陈云、林枫等六千干部，经过热河去东北，改编三十万伪军，组成第四野战军，……他们之所以能够通过张家口，就是因为马歇尔调停国共内战，命令国军从张家口撤退，给让出来了通道。魏德迈写道：“……苏俄参战，……接受日本军队呈交的军用品，然后公开的和秘密地交给中共。”（《魏德迈报告》第365页）
魏德迈写道：“有些身居要职的人（指马歇尔）居然认为中国需要推翻一切旧制度，创造新秩序，才有更生的机会，这却是在俄国所行的马克思主义。一个与美国及自由世界利益符合的较好的解决办法，就是承认中国一时还不能安定下来，苏俄共产主义将会乘虚而入和填补国民政府一旦瓦解所产生的真空状态。所以，美国政府除了支持蒋委员长外，实别无他途。他全然相信他的老友史迪威将军的话，因而将一切归结在蒋委员长身上。
马歇尔在中国做了两件大事：马歇尔为了压迫国民政府，曾经下令在1946年8月至1948年4月采取武器禁运，第一批援助武器到1948年底才送出（实际上全是不能用的），这对于一直使用美式装备的国军是灭顶之灾。第二件是，为了调节国共内战，他在国军优势时下达三次停火令，让被追击的共军恢复元。每一次停火令都是共军处于败绩之时，马歇尔认为这是他发挥停火令的最好时机。
在经济上，间接造成国民政府的经济崩溃。
自建立民国后，长期的战争，已经民穷财尽，接近崩溃。经过宋子文和美国财长的协议，美国借巨款给国民政府，支持其财政，但是美国的副财长完全破坏了这一拯救举措，而且造成经济和社会的崩溃。历史学家黎东方在《中华民国简史》里面写道：“罗斯福的财政部长茅根索（Herry Morgenthan）于1943年7月17日用书面对中华民国政府作了承诺，说'美国财政部同意就五亿信用贷款划出两亿美元，作为中国购买黄金之用。'国民政府一贯相信美国政府一个官员说的话和写下的字，差不多立即就实施出卖黄金的计划，而且不等到美国运来一镑或一两的黄金，就先把自己在重庆的库存的黄金拿出来卖。那是1943年秋天某一日开始发生的大事。国民政府却很想多卖一些黄金，多收回一些法币。它从1944年3月1日，改令中央银行出售黄金。中央银行似乎比中国农民银行更会做这个生意。它在同年5月，卖出相当于两百万美元的黄金，在6月也卖出这个数目在7月卖出了相当于四百四十万美元的黄金。然而出于一个莫名其妙的原因，美国黄金运来重庆极少。从1944年1月到6月，总共只运来了不多于一百万美元的黄金。其后，从1944年到1945年6月运来重庆的黄金也只不过相当于一千一百万而已。中国政府及其驻华盛顿的代表，每次向美国政府抗议，都或是被置不答复，或……。从1945年2月1日到同年6月13日，又没有一两黄金从美国运抵重庆。同时，国民政府'预售黄金，定期交货'的方式从人民手中收回大量法币。事实上，由于美国政府不把黄金运来重庆，国民政府于1944年12月31日已经失信于中国人民，更付出了相当于一千二百万美元的黄金。国民政府又必须在1945年3月31日前给人民以相当于八千四百万美元的黄金。物资指数从1942年12月的66.2，升到1943年12月的228，飞到1944年12月的75，又飞上了直冲霄汉的1945年12月的11。”
黎东方指出其中的关键人物是美国财政部副部长怀特（Harry D. white）的破坏。黎东方统计，物价因此上涨了1763倍，加上系统而有组织地造谣，人们相信这些钱都是被国民党官员贪污了，使得国民政府失去民心。
八年抗战中，美国本来就实行的是重欧轻亚的政策，连在开罗决定援助中国的物资，也临时调往欧洲。全部美国的对华援助加起来，只有六亿三千万美元，只占美国全部援外资金的七十分之一，而且史迪威还不断要挟，马歇尔更是以此来操作战局，随意在政治上打击内外交困的国民政府，经济崩溃导致了政治崩溃。
三、国民革命的失败---日本的绞杀
日本军国主义为防止中国走向强大而打击中国，成为其使命。豫桂湘会战，便是史迪威老杂毛和冈村宁次精心合作的杰作。
当时日军大本营已经预料来日无多，那么，打掉中国的复兴能力，则是重中之重。于是，便于失败前夕，来一次战略性决战，打掉重庆的军事能力，尽力为毛敬瑭的发展留下生存空间，从而制造两个中国。这个天大的阴谋，史迪威心知肚明，故意抽调精锐师团到缅甸，避开中国战区，从而陷中国战区于敌人刺刀之下。此战，民国大败，十数个精锐军被日军击溃。而史迪威又故意使用“添兵”的兵家之大忌，故意部分抽调中国军队支援前线，从而让日军各个击破。这样，毛敬瑭军彻底壮大。
从联系的角度讲，内因就是外因，外因就是内因。国民革命失败的原因，并不是国民革命的精神问题，而是国民革命的不成熟和美英苏日等胡人势力的极端强大与颠覆作用。
日本侵华战争是国民党失败的最最根本历史原因
一、正是日本帝国长达十四年的侵略，不仅给刚刚统一的中华民国带来了无穷外患，更为中共在苏俄指使下的持续叛乱造就了“天赐良机”，尤使因阴谋策动“西安武装政变”而绝处逢生的中共，终因全面抗战的爆发，而获得了图存和扩张的大好历史条件，从而导致了国、共两党力量的相消长。中华民国几为抗战而将“国底掏空”，相反，中共却在“一分抗战，两分宣传和十分发展”中“成长壮大”起来了。
在军事上，国民党军队的惨重伤亡。相反，中共却在决策“日蒋火并”和乘国难以扩张的“抗日”总方针下，从不足二万人马发展成了拥有一百二十万正规军队和二百万民兵的农民造反力量。所谓战争的“创伤”和战争的损失，在中共只是一句笑谈而已。加之中共既不打日本，日本也就不打中共，双方甚至暗通款曲，互相默契（参见下卷第四章）。由是，日本只对远在重庆的蒋介石黄山官邸进行轮番轰炸，一再发动大举攻势以叩重庆门户，却从不对近在咫尺的延安稍作进攻；只将国民党军队、主要是中央军当作他们狠狠打击的对象，甚至咬牙切齿地叫嚣“务必鹰惩蒋政权，不达目的决不罢休”，叫喊“集中火力消灭国民党中央嫡系部队”，却声称“对地方杂牌军则不必理会”。 整个抗战中，日军共击溃中华民国政府军七十五个师，中央军即占三十五个师。所以，一九四五年国民党军队与中共军队的比例虽是四：一，但国民党军队已主要是“地方杂牌”。
在经济上，八年抗战庞大的军费开支和长时期的战争破坏，造成了中华民国政府在经济上的极大损伤。一九三七年政府收入为八七零百万圆，军费开支却为一一六七百万圆；一九四一年政府收入为二零二四百万圆，战争费用为一九三三百万圆；一九四五年政府收入为二一六五一九百万圆，战争费用为一二六八零三一百万圆。这种情况，除掉逼迫政府借外债和内债以外，只好大量发行钞票，如此又为战后的通货膨胀和经济的恶化带来了最重要和最直接的原因。相反，中共既无对国家的责任，又因不打日本而无战费的巨大负担；既能不断要求扩编军队而获得国民政府所给予的军费，又能自己开展“大生产运动”，即种鸦片、卖鸦片以买枪、买炮准备内战；既不需要维持和发展战时国家经济，却能依靠劫夺地主土地、财物和强迫农民交物纳粮，而获得相当可观的收入。战后，中共既无通货膨胀经济恐慌之虞，却有苏俄的大量军援和经援之获。因此，中共的“穷家”，也就实在比国民党的“穷国”要容易对付得多。
在统治区域上，中华民国政府虽然因为坚持八年抗战而付出了极大的牺牲，亦获得了最后的光荣胜利，但是，胜利后的中华民国却迎来了所谓“国统区”和“解放区”之分。在八年抗战中，被中共到敌人后方去开辟的“抗日”根据地，竟已成为从中华民国政府手中“解放”出来的“解放区”。
在中华民国，非但“一国已有二主”，而且中华民国政权竟已变成了仅仅是“国民党统治区”的国家政权，统辖的人口不仅比战前少了四分之一，统辖的地区亦比战前少了四分之一强。由是，因抗战，而使中国成了一个破碎的中国，更使中华民国政府成为一个破碎的政权，其力量之大大被削弱，也就可想而知。相反，在战前，仅剩下二万乞降人马和仅“统辖”了数十万人口的中国共产党，却在抗战伊始便拥有了陕甘宁和晋察冀这两个合法的和独立的边区政府，战后更拥有了面积达一百余万平方公里、人口达一亿以上的统治区域。至一九四四年，中共从一九三七年发展起来的敌后“抗日”根据地，已在全国发展到了十六个活动基地，其中五个有各级政府，八个设立了行政委员会，三个为军事区域。其势力已远远超过一九一一年以后任何一家持枪称乱的大军阀。
在政治上，由于中共使尽了“宣传”的伎俩，因而，在中华民国有舆论自由，而在延安却绝不容许有任何言论自由的前提下，中共才不仅骗取了包括美国在内的不明真相者的同情，而且它的在野党地位，和它有枪、有地盘、有实力、更有“共产主义美好理想”作为欺骗的旗号，又使许多不明真相者和深怀野心者与之相互勾连，狼狈为奸，并利用它来要挟政府和反对政府，甚至恃共产党以挟国民党。就前者而言，国民党在明处，共产党在暗处，故国民党有错，举国皆知，甚至举国皆反；相反，若共产党有错，则举国无知，也就更不可能反了。
是时，姑不论共产党在实际上不抗日，假抗日，甚至做出了种种“联日反蒋”的卖国行为，单就延安的“整风运动”，“抢救失足者运动”和“深挖国民党特务的运动”，及其残酷斗争、无情打击、杀人如麻的情形，在“国统区”就非但无人揭露，甚至连知道的人也没有。但这些事情若发生在“国统区”，为国民党所为，则不知要给共产党和所谓的民主人士们闹到怎样的地步。
苏军在东北不知蹂躏了我多少同胞女子的惨事，竟不为人所知，更无人敢讲，但由中共一手制造的所谓美军强暴中国女学生沈崇案，却能把全国闹得天翻地覆。就后者而言，即那些曾拥共产党自重，而敢于大骂国民党、大骂中华民国政府和蒋介石的所谓民主人士们，他们虽然认共产党为民主，指国民党为独裁，为共产党做尽了帮凶、帮忙和帮闲的勾当，但他们在一九四九年以后不是被共产党送掉性命，就是被共产党强迫劳教、劳改、流放，或终于成为巴儿狗的悲惨命运，实在将当年他们敢于大骂和横骂国民党和中华民国政府的“勇气与风采”，抛到了九霄云外，从而成为今日中国大陆人民所极端不齿的形象。
因而，在国民党统治区乃是民主的和开放的，在共产党统治区却是专制的和封闭的这样一个极不相同的历史状态下，中共的舆论欺骗实在是欺骗了成千上万的中国人民和无数的国际人士，尤其影响了战后美国的对华政策。而舆论作为一种积极有用的武器，再加上为所谓的民主人士们操之在手，它就在促成国、共两党政治力量的消长上起到了极端重要的作用。嗣后，尝足了制造舆论甜头的中共一旦夺取了政权，也就绝不容许任何舆论的存在了，直至连人民说话的自由也全部为他们所剥夺悖尽。
八年抗战虽然使中华民国政府和中国国民党获得了战胜日本法西斯的辉煌胜利，但是，却使它立即面临了内战爆发的巨大内忧，更使她立即处于“战、和两难”的极端困境。因为中共在长期不抗战中种种图谋反叛中华民国的表现，尤其是它在日本投降之日就立即制造种种赤裸裸军事行动以发动内战的行径，早已将它要夺权的野心，诉诸在不可遏止的欲望之中。
但是，刚刚结束了长期外患的中华民国政府和中国国民党，面对共产党逞之不及的全国性叛乱，不打则势将被中共所颠覆，打则不仅要顶内战的罪名，而且，因八年全面抗战的胜利而刚刚得以喘息的军队和人民势必厌战。再加上内战一开，长期战争的创伤非但来不及平复，特别是经济上的创伤就更是没有可能迅速抚平，此无疑又为国民党政权增加了一个至为重大的罪名。如前所说，国民党在阳面，共产党在阴面，国民党稍有战争动作，则全国反对之，为共产党在“国统区”所一再策动的“反内战”示威游行，便会随时随处爆发；相反、共产党早已发动了内战，甚至已经大打特打在前，却无人知其真相。即便是你美国来的调停人要视察，它也只给你看它愿意给你看的，或将那些早已做好了样子的给你看。
因此，国民党在此被动局面之下，一方面只能主动地和一再地邀请共产党和谈，提出召开政治协商会议，邀请美国人来调停，留下庞大席位以敦请共产党参加两个“国大”，从而对和平存侥幸心理；另一方面又在中共从来就没有停止过的内战行动面前，不打不甘，打又不敢，捆手搏脚，羞羞答答，以至一再诒误战机，坐失良机。这就给共产党的一个党、一家军队和一心一意地要打内战、打江山，带来了对于对手的绝对优越性。
四、美英苏三国联合出卖中华民国
太平洋战争爆发时曾致电蒋介石，对中国人民在蒋领导下独立坚持四年半抗战尤表敬佩的美国总统罗斯福，居然就能为了敦促苏联对远东用兵，以使自己能够及早地退出战争，便能轻易地将战胜国中国对东北的主权，当作“贿赂的礼品”，悄悄地送给了新沙皇斯大林。这个贿赂的“礼单”就是“雅尔塔密约”。
雅尔塔协定，美英苏三大国完全出卖了民国的利益，相当于将民国判处死刑。当年，美国为了独占日本本土，而拒绝苏军登陆。斯大林同志则防守其毛泽东部队于民国内大打出手，酿成中国惨烈的三年内战，5000万生灵涂炭。屎大林可以在半年内武装100万毛敬瑭部队，惨淡经营的民国根本不是其对手。苏联政府一共将美国援助其112亿美元的三分之一巨款交付中，其“贡献”一百万军队之武器弹药。
它的主要内容是：
（一）外蒙古（蒙古人民共和国）的现状必须维持（即继续逼迫中国放弃对外蒙的主权）。
（二）将一九零四年由于日本背信弃义攻击（即指一九零四年日俄战争）所受侵害的帝俄旧有权利予以恢复：一、库页岛南部及其邻近的一切岛屿，都必须还给苏联。二、保护苏联在大连商港的优先利益，并应该使该港国际化；以及恢复作为俄国海军基地的旅顺港租借权。三、东清铁路（满州里 ——绥纷河之间的横贯线）、南满铁路（长春 —— 大连之间的踪贯线）应由中苏设立合办公司，共同经营，但须保障苏联的优先利益。同时，则使“中华民国在满州保有完整的主权”（引号为作者所加）。
中华民国虽因对世界反法西斯战争作出了巨大贡献，才获以废除不平等条约，然而，此刻，一纸“雅尔塔密约”，竟又使她重蹈了晚清时代丧权辱国的境地。无怪乎蒋介石在得悉“雅尔塔密约”的部分内容后，曾痛彻心脾地说道：“就只是这些问题，已经是足以置我们中华民族于万劫不复的境地。不仅此也，就连美国本身而论，在今后百年之间，也将很难探寻到在亚洲安全与和平的日子”。“未来的世界情势，又在重蹈第一次大战后霸道竞争的历史覆辙了。”斯言之痛，世界历史的发展已经给予了最为确凿的证明。
斯大林正是手拿着这样一分“密约”，以所谓五项先决条件（雅尔塔密约的数条内容）作为前提，才愿意对日宣战，更以消灭日本关东军为诱饵，来迫使同为战胜国的中华民国政府与之签订“中苏友好同盟条约”。然而，直到美国投下两颗原子弹之后才对日本开战的斯大林，不仅由此而在我国东北捞到了无数的战利品，而且如其所愿地将整个东北交给了中国共产党（参见下卷第五章）。这就在国、共两党的整个战略态势上，决定了中华民国政府完全可能失败的命运。
总而言之，仅从上述几个方面看来，我们就可以确凿无疑地认定，如果没有日本帝国的侵略，则既不可能有一九四五至一九四九中国内战的爆发，也就没有中华民国政府第三度统一中国战争的失败。中国人民既不会因此而遭受较之日本侵略更为漫长与痛苦的共产专制复辟，亚洲亦不会在战后成为苏美“冷战”的战场，而世界也决然不会是今天的这副模样了。追根究底，二十世纪上半期日本对中国的侵略，实为造成中国人民痛苦历史的万恶之源。今日中国大陆老少妇儒皆能道的一句话，恰恰就是：如果没有日本的侵略，哪有共产党。
五、国民党失败的自身原因
一、土地问题未能解决是国民党失败的根本现实原因
民党之所以在内战中失败，有一个根本的现实原因，就是未能实现“平均地权”的理想。她虽然在一九三零年就颁布了一个十分进步的“土地法”，并且，即便是在艰苦抗战的岁月里，也始终在摸索着和实验着对于土地问题的解决办法。但是，一因内乱频仍，二因外患连连，三因重视不够，才造成了只有土地改革的进步纲领，而不能向广大农民兑现。然而，辛亥以来直至抗战胜利的三十四年间，年年战争所给中国农民带来的痛苦和负担，非但未能稍减，却常常是急剧加深。这既是北伐时期中共就能够煽动农民造反的最重要原因，又是抗战时期中共能够于敌后夺地扩张的最重要条件，更是中共能够在共产革命的名义下，发动起一场传统型中国农民战争的重要社会基础，特别是中国国民党在内战中之所以遭遇巨大失败的最直接、也是最根本的现实原因。
二、中华民国从未真正统一是国民党失败的重大内在原因
国民党之所以会在内战中失败，还有一个重大的内在原因，便是中华民国在实际上只获得过形式上的统一，却从来不曾获得过内在的统一。
一、自一九二七年四月十八日重建中华民国南京政权，到一九二八年十二月二十九日东北“易帜”初获统一，直至一九三七年七七芦沟桥事变爆发，其间十年，内有包括西安事变在内的新、旧地方军事势力十三次公开武装叛乱，外有日本帝国对于中国侵略的逐步扩张和东北等地的先后沦陷，以及淞沪抗战和长城抗战的相继爆发。虽然内部的武装叛乱，在性质上为残余专制势力对于民主革命再造成功的再反扑，并且次第被中华民国政府所平息、所荡平，但他们的叛乱对于中华民国的统一和中华民国在政治、经济及各方面的建设和发展，都起到了十分严重的破坏作用。至于外部敌人 —— 日本帝国对我国的侵略和扩张政策，不仅造成了对中华民国统一与和平的最大破坏，更为国内残余封建军事势力的反叛，带来了“假国难以谋乱”的天赐良机。
二、一九二七年七月，在汪精卫的武汉“俄国政府”亦实现“分共”以后，中共在苏俄直接策划下，欲变中国国民革命为俄式共产革命的阴谋虽遭失败，但是，在苏俄的直接命令、策划与指挥下，中共遂在南方农村持续了十年的武装叛乱和武装叛国，并在江西瑞金成立了俄属“中华苏维埃共和国”。嗣后，虽经中华民国政府军的历次围剿而惨遭失败，但是，中共又因策动西安事变成功和全面抗战爆发而绝处逢生，从而导致两个政权并存局面的形成。这不仅是对中华民国统一与和平的持续破坏，并且终因对日抗战的长期性和艰苦性，而使之成为对中华民国的致命威胁。
三、虽然中华民国南京政权的重建是北伐打倒军阀的成果，次第荡平李、冯、阎等新旧军阀的大规模叛乱又巩固了中华民国南京政权，然而两度由武力征讨所得到的统一，虽然使政权获得了较为稳固的基础，但十七年军阀混战的影响，不仅带来了小型叛乱的继续发生，而且埋下了残余军阀们朝附夕叛的重重危机，从而带来了以所谓“和平手段实现和平统一”的后遗症。并且，正是这些朝附夕叛的地方新旧军事势力，才会在内乱必定分裂的定数之下，为保存一己的势力，因时适势地制造了一系列对于中华民国的反叛。八九年后中国大陆出版的现代史研究著作已经指出，在一九四五至一九四九内战中反叛中华民国的十九位著名“国民党叛将”中，除极个别有特殊背景者外，几乎均为残余军阀及其势力这一特质，实在不能不说是国民党遭遇失败的又一重要原因 。
四、正因为在名义上归顺中华民国的新旧地方军事势力，乃是以枪杆子来维持实力和维护其一姓统治的地方封建势力，所以，凡是由新旧地方军事势力所统治和控制的地区，其社会状态非但与民主无涉，甚至较之正常的和统一的专制王朝更坏。这种状况，不仅是对中华民国共和国体的讽刺，而且造成这些地区的人民对于中华民国政权的不满和不信任。这就给口称革命和民主、高喊共产主义理想的中国共产党在内战中的胜利，和国民党在内战中的失败，奠定了又一个重要的社会基础。
中华民国的失败是一个历史悲剧，它不仅是孙中山个人的悲剧，也是整个中华民族的悲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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