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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一对“红”、“白”色彩分明的作家是兄弟。他们都出生在山东省诸城相州镇，都在相州王氏私立小学接受过初级教育。他们是王愿坚和姜贵。

　　王愿坚，曾经斐声中国文坛的红色作家，现今多少人的中学时代是读着他的《七根火柴》、《党费》长大的，他编剧的电影《闪闪的红星》曾照亮一代人的青春梦想，潘冬子、胡汉三成为那个特殊年代的标识与图记。他的妻子是茹志鹃，女儿是王安忆，三人均为我国知名作家。

　　姜贵，本名王意坚，1921年在济南读中学，后参加北伐并加入中国国民党。1937年参加国民党军队，后为汤恩伯总部成员。1948年全家到台湾，1980年逝世。一生著有二十几部长篇小说，其中《旋风》、《重阳》较著名。著名学者夏志清说：“《旋风》实在是中国讽刺小说传统--从古典小说到近代作家如老舍、张天翼和钱钟书--中最近一次的开花结果。”

　　六伯父王翔千

　　相州王氏是琅琊王氏的后裔，是当地有名望的封建贵族。王家遵循兄弟排行的家规，王愿坚与王意坚一支，以“坚”做名字的十五堂兄弟大排行，是第四代同一个祖爷爷的堂兄弟。王意坚排第七，王愿坚排第十四。姜贵出生于1908年，王愿坚出生于1929年，姜贵比王愿坚大21岁，姜贵离开家乡时，王愿坚还没有出生，两人连面都没见过，两兄弟并没有直接交流与对抗的机会，是血缘与家族把他们连到了一起。

　　王氏兄弟两人各自走上的不同的人生道路与一个人密切相关，那就是山东的共产党创始人之一，他们共同的六伯父王翔千。王翔千早年毕业于北京译学馆，学德语，姜贵的嗣父王鸣韶也是学德语的，那时山东是德国殖民地，学德语比较容易找到差使，却没想到他们学来了马克思。姜贵少年跟着王翔千在济南上学，从中国共产党创立之初就参加并目睹了他们的早期党内活动，与中共一大代表邓恩铭是同班同学。

　　年幼的姜贵刚到济南读书，就是由伯父王翔千照应的，然而，他们之间关系却并不愉快，“对于我被录取在预科，他曾经大发牢骚，怪我：‘到底你在小学里读的什么书！’而且逢人辄道，务必让我在人面前抬不起头来。”

　　其后，姜贵被王翔千派到王家的另一支、国民党人王乐平等在青岛创办的胶澳中学读书，原本希望他在国民党那边看看光景，做个卧底，没想到他趁势加入了国民党一边。

　　既然出自同一家庭，姜贵从小所受的家庭教育应该与王愿坚是差不多的，那就是“长辈的命令绝对不可以违背”。王愿坚与王翔千的血缘关系比姜贵更近一层，王愿坚的父亲王振千是王翔千的胞弟，两家长期住在一个院子里，形同一家。王翔千培养共产党人就是从自己的女儿、儿子、侄子、学生开始的，他1925年推荐到苏联莫斯科中山大学学习的就是他的女儿王辩。王辩是山东第一位女共产党员，在莫斯科中山大学与邓小平和蒋经国同班。王翔千还送去了侄子王懋坚(王愿坚胞兄)。那时王愿坚还没有出生。

　　弟弟王愿坚

　　如果说，王翔千对姜贵进步的强烈要求加强了姜贵的叛逆心理，最终把他推向国民党阵营的话，那么他和他的革命思想却是牢牢吸引住了王愿坚。

　　王愿坚个性很像他的父亲，内敛温顺。适逢日本侵略中国的战争，他就读的相州王氏私立小学不但被日本鬼子侵占盖起了炮楼，日本鬼子还在那里推行奴化教育，幼小的王愿坚因为每天到校不肯给日本国旗敬礼而几乎天天挨耳光。国难家仇，使他在伯父与哥哥、姐姐的影响下，自然而然地走到了共产党的阵营中。不仅如此，王愿坚的这条命还是他伯父王翔千捡回来的。据他家人回忆，王愿坚是王振千的第二个男孩，出生后就生病，眼看着不行了，王振千以为孩子已经死去，就抱出去扔到了村外的土坡上。乍暖还寒的三月天，原在济南的王翔千因遭敌人通缉匆匆逃回故乡，傍晚进村时发现了土坡上的孩子，看孩子还有一口气，就抱回了家。回家一打听，没想到竟是自己弟弟的孩子，是自己的亲侄子，这个大难不死的孩子就是王愿坚。

　　王翔千早期着力培养的两个侄子王意坚(姜贵)与王志坚(后出家)都令他极为失望，其后他早期送到莫斯科留学、重点培养的王懋坚也倒向了国民党阵营，但这都不能动摇他坚定的共产主义信念，他考虑的只是自己的方法有问题，认为“青年人要目不二视，耳不二听，像一个殉道者一样，一无牵挂地为共产党贡献其生命”。他是这样想，同时他也这样行。

　　1944年7月，年仅15岁的王愿坚与堂弟仅13岁的王愈坚就被以“贴邮票”的方式寄到山东军区驻地日照县参加了八路军。王翔千的实践终于在两个小的身上成功了。从此，王愿坚再也没离开过部队，至死都是以军人的身份盖着党旗去世的，忠心耿耿地为父辈的理想奋斗了一生。

　　国难当头，忧患重重的时代，王翔千把自己的六个儿女、侄子及家族子弟们都投入到了革命的洪流中，王家子弟都在抗日战场上为国家民族奋斗牺牲，奉献出了他们的青春、热血与才华。

　　王愿坚曾回忆自己的写作：“我学着写的几篇东西，大体上都是革命斗争故事；我学习写作也是从听故事开始的。早在童年时代，在听《聊斋》、《今古奇观》的故事的同时，就听过一些自己的父辈和兄弟们参加革命斗争的故事。”“革命前辈的精神光辉照耀着我们幸福的生活，照耀着一代又一代后辈的道路。我以为，积累和接受革命前辈留下的精神财富，是我们后代应尽的责任。”

　　从他这些近似虔诚的对父辈精神的崇拜与信奉中，我们不难看出，部队不但是他的战斗集体，而且是他的日常生活。他是一个忠诚的父辈精神的继承者，苦心孤诣地为先辈的理想奋斗牺牲，崇敬与服从是他的性格特点，这也是他作为那个年代部队作家的必然的特点。王愿坚一直到去世都是职业军人，始终以军人的身份生活与写作的。

　　哥哥姜贵

　　哥哥姜贵在海峡对岸借助文学更深地走回了自己的家族，作品里常活跃着自己家族和家人的影子，不仅《旋风》前半部分几乎变成家族纪实文学，《重阳》中也时不时夹杂点家乡人物、典故。弟弟王愿坚在家门口却回避了家族与自己的生活，一心一意写他人的生活、他人的故事。他苦心孤诣，写得艰难而辛苦，要在大量的矿石里淘金寻宝。而哥哥姜贵写的就是矿石不是金，写起来也就自在、洒脱得多，文章多是自己熟悉的人物与掌故，笔端下时时流露着浓浓的对故乡的眷念与怀旧的伤感。

　　但无论是叛逆还是顺从，崇敬还是反思，他们都是站在同一父辈的肩膀上，身上流着同样的血，是同一棵树长出的两个枝杈。

　　王家兄弟二歌，互为其喉，互为其鼻，说来令人颇多心酸怅惘，正是那个特殊年代、特殊世情的一种特殊展现。正如今天，我们只有借助姜贵才能读懂王愿坚，而借助王愿坚，我们也能更深刻地去理解姜贵。

　　值得一提的是，姜贵在台湾、在写作中，经常处于的是对过去的、故乡亲人的怀旧中的孤独感，生活并不如意，晚景极为凄凉。而王愿坚也在历次的运动中备受磨难，在土改时，山东极左的土改政策，不管他伯父是共产党创始人，因为他们是地主出身，他的父亲王振千就被扫地出门，在外逃荒要饭3年，姐姐被剃成阴阳头游街，其后几乎历次政治运动，王愿坚都没逃过挨斗的命运，《七根火柴》为什么没写成“八”根，都会给他带来一场厄运，地主黑五类的身份在文革中使他受尽劫难，因之性格更为内敛谨慎，噤若寒蝉。王愿坚的女儿直到现在都不知道自己有这样一个伯父在台湾，不过，已年届退休的她还是心有余悸地说，要是早知有这么个伯父，我当兵或其他的前途可全都完了。也许正是他们的互相“不知”，成为那个特殊年代他们自我保护的一种特殊方式。

　　姜贵虽然加入国民党，但并不是一个坚定的三民主义的信仰者，姜贵在《重阳》自序中说：“我出身于一个小资产的药商家庭，我习惯于承认以合理的经营求取合理的利润，而要求享有不受干扰的个人的，以致家庭的私生活。”

　　从他的自传也可以看出，与其说姜贵是反共，不如说他是反对伯父王翔千，而那个年代，反抗父权正是“五四”以来青年人的重要思想潮流，巴金的《家》等反抗封建父权的作品引一时思想风尚。比之巴金他们，姜贵其实顺从多了。也因此，他的小说更多表达的是自己家乡、家族的世俗、寻常生活，只是因为自己出身于历史旋涡中的政治家族，使他的小说无可避免地染上了政治色彩，他小说里的共产党员，不但正派，而且高尚，是台湾那个年代难得的为共产党员的正名，其实，他更多的是一个自由色彩较浓厚的怀旧、怀乡作家，一个充满着离乡游子的苦闷情愫的知识分子。

　　王家这对“红”、“白”兄弟作家，生未谋面，死未聚首，在这后辈的叙述里藉着他们的文字相遇相知，也是文学家族该归属的文学重逢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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