建国大业》诞生记：拿什么来吸引80、90后?
《建国大业》精彩剧照
《建国大业》这部电影，讲述1945年8月抗日战争胜利之后，1949年10月1日开国大典之前的中国。
短短4年历史，留给后来人许多好奇的询问：
“二战”结束后，在全世界人民渴望和平与民主的潮流之下，为什么中国百姓并没有迎来和平，相反，却又一次陷入了内战？
一支拥有全副美式装备，武装到牙齿，中高级将官均接受过严格军事训练的军队，为什么输给了一支布衣草鞋，小米步枪，数年前还被追赶得在偏远山区流窜的农民军队？
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成立，对于中华民族这一已经生存了5000年，并仍将以旺盛活力继续生存下去的古老民族来说，究竟意味着什么？
曾经担任美国亚洲研究协会主席的中国史专家罗兹·墨菲在其著作《亚洲史》中，曾专门以《国民党的削弱和共产党的强大》为章节标题，论及这一时期。他的阐述很简洁：
“1931到1945年日本人入侵和占领中国，以盟军打败日本而告结束，但它也无可挽回地削弱了蒋介石国民党政府的力量和民众对它的支持。
“当美国的斡旋在1947年如预期般失败后，中国的全面内战便爆发了。国民党军的兵力和武器均占极大优势，而且占据着全部大城市，但它的腐败和无能使它失去了大多数中国人的支持。……所有这些因素，使国民党基本上失去了中产阶级和大多数工商业者、专业人士和农民的支持。与此同时，共产党部队在长期抗日战斗中完善了他们的游击战略，他们以其保卫祖国的行动和重视农民的纲领吸引了千百万中国人。”
他提到了中国共产党的“群众路线”：“共产党人称他们执行的是‘群众路线’，他们从事的不再是上层阶级的事业，他们事业的主要根基存在于超过80%中国人民居住的农村。”
韩三平是《建国大业》的导演，采访他时，他说了这样一段话：“代表大多数人的要求，这是国民党失败、共产党胜利，蒋介石失败、毛泽东胜利的根本原因。都是历史人物，就看谁代表的群众意志更多。毛泽东代表着更多的人的追求和希望，这和西方选举有什么本质区别？只不过那个时候不是选举，而是采用暴力手段。但是本质上是一样的。”
一些历史细节，现在看起来，还是饶有趣味。1944年6月，《时代》杂志记者爱泼斯坦随中外记者西北参观团到达延安采访，他在采访笔记中写下了对毛泽东和蒋介石的不同印象：
“我个人感觉，在延安，毛是可以接近的，并且是很简朴的。他会在遍地黄土的大街上散步，跟老百姓交谈，他不带警卫。当和包括我们在内的一群人拍照时，他不站在中间，也没有人引他站在中间，他站在任何地方，有时在边上，有时站在别人身后。
“毛在延安给我们留下的另一深刻印象是，他的从容不迫和安然自得。他领导的中国共产党正面临10多个抗日根据地频繁的战事和多方面的大量行政组织工作。在和国民党多方面的关系中，他是主要决策人，他既要躲开对手的攻击以避免发生内战，又要推动对手更有力地去打击日军。他已在制定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的国内政策和国际政策，从事于理论写作和解决党内争论的问题。
“我们这些外国记者都来自重庆，我们不由得注意到毛和重庆的蒋介石在举止方面的强烈反差。蒋介石刻板，拘谨，神经质，语言单调，似乎经常处于紧张状态之中。
“蒋经常没有必要地过问过多的繁琐事务，事后批评他的指挥官做的大小每一件事。……毛则相反，他极擅长于委任他人负责某件事，以便他有充分的时间去考虑、分析一个更大的远景；他也擅长于树立榜样，总结经验。由于交通的阻断和困难，内部通信联络不可能对很远的抗日根据地在军事和政治上给以具体的指示，这就要求每个人了解并遵循总体的方针路线，把一致性和主动性灵活地结合起来，由他们自己判断，决定自己的行动。”
采访导演黄建新时，他说，拍摄时，他想把两个阵营在视觉形象上进行对比，一方是工整、华丽、仪式化，然而却刻板无生气的。另一方非常简朴，但是健康、向上，像太阳下一脸朝气的孩子。
照片和当年的报道帮助历史中的个人穿越尘埃站在我们面前。1945年的重庆谈判，《大公报》女记者彭子冈前往重庆九龙坡机场报道，在报道中，她这样描述当年重庆九龙坡机场的情景：“当他(毛泽东)大踏步走下扶梯的时候，我看到他的鞋底还是新的。无疑这是他的新装。”下了飞机，毛泽东来到张治中公馆：“毛先生宽了外衣，又露出里面簇新的白绸衬衫。他打碎了一只盖碗茶杯，广漆地板的客厅里的一切，显然对他很陌生。”
为赴谈判穿了新衣新鞋，拿惯了粗瓷大碗的手打碎了盖碗茶杯，这样的一个毛泽东，没有人之后能在影视作品中塑造出来。采访中，无论是姜文，张国立还是唐国强，都承认自己的演技无法及本尊生动之万一。
然而电影毕竟是人的艺术。《建国大业》已经尽了一切努力，突破种种局限，尽力还原历史中生动的人物。包括使用明星而不是特型演员来塑造历史人物，包括设计了周恩来发怒，毛泽东醉酒的片段。
采访中，导演韩三平和黄建新都表示，希望这部电影能够吸引“80后”的青年人来看。
唐国强说得很煽情：“一个人这么大了如果不知道自己的爷爷是谁，是一个悲剧。”
《建国大业》剧本的重要主创人员几乎普遍生于上世纪50年代，他们从小接受的是英雄史观教育，有浓厚的毛泽东崇拜情结。但当他们共同来拍摄一部关于新中国如何建立的电影时，他们遇上的，是以“70后”和“80后”青年人为主体构成的电影消费市场。不同于上世纪90年代末的“主旋律电影”，2009年的《建国大业》，既要承担主流意识形态和主流历史观的普及，又要证实“主旋律”也是可以取得好票房的。如何让这样一部“主旋律”电影被市场接受，成为主创团队必须去解决的课题。用明星来吸引观众成为共识，而制作费用有限无法回避，所以才有了172位明星共聚一部电影，而且不拿片酬的现象。
不拿片酬似乎是演员们的心意。演员们说，这部电影是献礼片，妈妈过花甲生日，做儿女的献孝心是应该的，怎么能拿报酬呢。采访韩三平的时候，他叮嘱记者写上，他承诺，票房过了2亿元，就给演员们补片酬。
无论片酬补与不补，中影集团在中国电影制作力量中的特殊性和重要性是每个电影人都无法回避的。《建国大业》作为国庆60周年献礼片的位置也是毋庸置疑的。演员邬君梅说，韩三平做到了斯皮尔伯格都无法做到的事情。她说出了一个事实：中国不是美国，北京不是好莱坞。
1915年，美国导演大卫·沃克·格里菲斯以美国南北内战为背景，拍摄了《一个国家的诞生》。影片上映后因为浓厚的白人种族优越主义而备受争议，但电影本身长达3个小时，从此开创了全世界史诗巨片的先河。乔治·萨杜尔在《电影通史》中写道：“《一个国家的诞生》使美国电影在企业经营方面发生了巨大的变化，使好莱坞得以摄制那些比意大利影片规模更大、更豪华的故事片，由此开辟了走向超级影片和巨额片酬的道路。该片首次在美国上映的日子乃是好莱坞统治世界的开始，同时也是至少在以后几年里好莱坞艺术称霸世界的发端。”《一个国家的诞生》开创了好莱坞电影人关心政治，积极对历史和政治发言的传统，这一传统一直保存至今。
《建国大业》使用的宣传口号也是“史诗巨片”。韩三平说，在这样的一部电影里，使用这么多明星，是一种实验。《建国大业》无法重现《一个国家的诞生》的成就，然而出现在当下，它的制作模式和它承载的各方赋予的意义，必将使它成为这一时期中国电影制作和经营的一个突出案例，或许也将确实成为今后一种电影制作模式的先河。
《建国大业》第一版剧本，主线围绕“第一届政协如何召开”展开，韩三平和黄建新接手后，调整为目前“国民党如何失败，共产党如何胜利”。建国60周年时，回首当年，有心人引起的思索，会远远超过影像表面。
自然，一部电影能承载的东西终究有限。因此，成片过程中，删掉了很多段落。许晴在片中扮演宋庆龄。曾有一场戏，两个女人，宋庆龄和邓颖超共同回忆自己在革命中不幸流产，从此终身不育——战争或许无法避免，然而不论是正义还是非正义，给人造成的伤害永远是巨大的，不管这个人是男人还是女人，是领袖还是普通人。
比电影更好看的，永远是历史和历史中的人本身。1945年，毛泽东到达重庆第二天，《大公报》总编辑王芸生撰写社评：“昨日下午3点多钟，毛泽东先生到了重庆。毛泽东先生来了！中国人民听了高兴，世界人民听了高兴，无疑问的，大家都认为这是中国的一件大喜事。”结尾，他这样写：“说来有趣，中国的传统戏剧，内容演述无穷无尽的离合悲欢，最后结果一定是一幕大团圆。以悲剧始，以喜剧终，这可说是中国文学艺术的嗜好。有人以为艺术可以不拘于一格，但中国人有其传统偏爱，我们宁愿如此。现在毛泽东先生来到重庆，他与蒋主席有19年阔别，经长期内战，8年抗战，多少离合悲欢，今于国家大胜之日，一旦重行握手，真是一幕空前的大团圆。认真地演这幕大团圆的喜剧吧，要知道这是中国人民最嗜好的。”王芸生当年的善良、乐观和天真跃然笔端，在今天读来，实在有一种特殊的沧桑感。■
张和平谈《建国大业》策划始末
《建国大业》的总策划张和平 摄影：蔡小川
《建国大业》的总策划，是原北京市政协副主席、现北京人民艺术剧院院长张和平。北京市政协副主席这个职位，张和平当了5年。此前，张和平一直从事文化工作，他做过电视剧，做过电影，还做了5年北京市文化局局长。张和平说，在政协的5年，对他来说，是“体验生活”，对政协这个组织有了深入的认识。
“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多党合作制，这个制度本身是我们国家政治架构中一个很重要的方面。对于国家的长治久安，政治建设，是一个非常重要的架构。由于有了这样的一个5年的深入生活，我当着这个政协的副主席，所有应该体验的我都体验到了。”张和平告诉本刊记者。
在政协的5年间，张和平策划制作了两部电影——《张思德》和《云水谣》。2005年，时任市政协副主席的张和平进入奥组委担任奥运会开闭幕式工作部部长的工作。他与张艺谋等人组成的庞大的奥运会、残奥会开闭幕式团队胜利地完成了4个“无与伦比”的仪式。身兼两职的他也同时启动了“政协委员写政协、政协委员演政协”的创意，并同时得到了市政协党组，特别是阳安江主席的大力支持。这个职务要担任到2008年初。张和平说，当时，他意识到，首先是剧本，他找了4名作家，其中包括编剧王兴东、王浙滨和作家梁晓声。王兴东、王浙滨是两位对题材的选择有着特殊敏感的作家，提出想写第一届全国政协的诞生。想法出来后，在电影形式和电视剧形式之间，最终还是选择了电影的形式。于是《建国大业》第一版电影剧本的主线，是围绕第一届政协召开前夕国共两党波澜壮阔的搏斗过程展开的。
剧本写出来之后，张和平把它拿给北京市政协主席阳安江看。阳安江觉得很好。广电总局副部长赵实看了，也觉得很好。为了进一步推动这件事，张和平又专门去找了全国政协主席贾庆林，去他的办公室汇报“工作”。贾主席全力支持这个事，还批示让所有全国政协副主席看剧本，并要求将其打造成一部真正意义上的“精品力作”。
制作方的选择，也经过了谨慎的考虑。上世纪90年代，张和平曾经在北京紫禁城影视公司当过总经理，剧本出来后，他与王兴东都力主由“紫禁城”拍，然而最后还是阴差阳错地落到了中影，广电总局、电影局主要领导都极其重视。至于导演人选，张和平与王兴东在慎重考虑后，都认为韩三平最合适。“为什么当时会想到韩三平？因为他原来拍过《毛泽东的故事》。他跟我关系也比较好，我知道他对这类题材感兴趣，而且他的家庭是军人家庭，有这种红色情结。看了剧本，他自己也挺有热情的，很激动。”
然而，对韩三平来说，要导演这个戏，最大的困难是：“他自己不能决定他自己当导演。”——身为中影集团董事长，韩三平要担负大量的行政工作和业务工作。就这样，《建国大业》有了两个导演：韩三平和黄建新。为了让韩三平能从董事长的职务里暂时脱离，张和平给赵实打电话，为韩三平请了假。
“原来也考虑过何群，但最后还是由黄建新来担任导演。黄建新是拍艺术片的一个人，他有他的追求，在拍这个所谓主旋律影片的时候，他加进了很多柔性的东西，电影就不会变得那么硬，那么愣。包括很多细节的处理，整个风格的把握上，黄建新的介入还是起了很大的作用。三平是有政治上的热情和激情。所以人的审美上的和艺术上的这种风格，必然影响到这部影片最后的感觉。”
两位导演加入后，剧本进行了更改，增加了1945年抗战胜利之后到1949年新中国成立这段历史期间国共双方力量此消彼长的更广阔背景，在后面的实际拍摄中，这条线事实上成为主线。
“实际上到最后，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建立不是谈出来的也不是团结出来的，是打出来的。所以这条线加强了，三大战役，一直到过江，电影里都有所表现。电影里有个细节，蒋介石和蒋经国谈心，蒋介石说：要是你，你谈吗——都这样了，还谈什么啊……”
张和平认为，修改后的剧本“现在真正变成了一个全方位的史诗般的一个作品。从力量来说，今年献礼的作品这么多，它应该是最有力量的一个。它几乎变成了一个‘现象’了”。
回过头来看当初对制作方、对导演的选择，张和平觉得结果说明当初的选择是完全正确的：“如果没有中影集团，没有韩三平，没有王兴东，不会是这个结果。”
张和平生于1946年，算得上是共和国的同龄人。年过60的他回顾历史，认为1945年到1949年，是中国历史上非常具有转折意义的大时代。1945年抗战结束后，无论国内国际，希望国共联合执政的呼声都非常大。然而历史证明，国共联合执政只是一个幻想。张和平认为，中国最终形成共产党领导下的多党合作政治协商制度，是历史的必然：“从抗日开始，国民党的主要目的就是想消灭共产党，因此提出‘攘外必先安内’——指明最大的敌人还是共产党。重庆谈判之后，国民党实际上就开始抢地盘了，随着国民党的腐败一步一步深入，它最后终于失败。‘打老虎’这段情节原剧本当中没有，它的加入说明了国民党为什么失败，原因还是在自己。此外，蒋介石实际上还是想建立一个独裁的军政府。它对民主党派和共产党的态度都是假的。电影中反映了国民党军统特务对张澜的打压和对闻一多等民主人士的暗杀，就非常说明问题。”
张和平透露，《建国大业》这部电影，将实现国内重大历史题材影片的一个突破——在台湾上映。能做到这一点，张和平认为，主要还是因为做到了对历史的真实反映：“现在看起来，这个分寸把握得挺好的。”
《建国大业》中，蒋介石的扮演者是张国立，这是张国立第一次扮演蒋介石。张和平说，这个角色，是因为张国立的演技超越了外形的限制，也超越了一般重大历史题材人物扮演的限制。毛泽东的演员依然是唐国强：“因为老百姓已经认了，几乎唐国强就等于毛泽东了。另外他由于多年演了以后，不仅是从形象上、从形体上，也包括他的神态上、精神上的，已经变成他就是了这个感觉。”
影片在把历史人物立体化的方向上做了很大努力：“比如说政治局夜里开会，把那灯给吹灭了，然后是主席说，咱们真成了开黑会了。这个情节以前不会这么表现——开中央最高层会议的时候把灯给吹了，咱们能够说话就行了，那个蜡烛留着我后半夜还要写东西呢。再比如说，胜利之后，几大书记都喝醉了。以前是不能表现这个的，现在剪了一部分，原来比这多。所以这就是分寸的问题。再比如说，总理大发脾气的情节。一般总理给人的印象都是比较亲和，比较儒雅，暴躁、大骂这个也是以前没有的，但现在也剪掉了很多。一般来说，塑造正面的形象要比塑造反面形象更难，这里面说实在的有个自然原因。但是这部影片，通过刚才那几个例子，做了很多努力，有了很大改变。”
分寸是一个很大的问题：“你的‘破’是要在原来基础上，太过了以后呢，人们也有一个接受的问题。所以应该说现在所形成的这个结果已经是很不容易了，这也说明整个主创班子在这里边的努力。”
成片之后，中宣部审过，文艺局审过，全国政协看了，北京市看了。都给了很大的肯定。影片片头，第一幅字幕，是“谨以此片献给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六十周年，第一届全国政治协商会议召开六十周年”。
张和平解释说：“没有第一届政协的召开，就没有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合法性。这是一个程序问题，不是党派自己封的，还有很多人民呢，还有很多党派呢，还有各个阶级都有呢，是不是能够被国际、国内社会承认，因此就必得有一个程序。但当年这些代表是协商产生的，而不是选举产生的，因为在那种情况下，不可能开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只能用政治协商会议代替全国人民代表大会。所以后来有那么几句台词：三步并作两步走。”
张和平说，他认为《建国大业》的现实意义非常大，不论对当下还是对今后，不论对电影界还是对电影之外的东西：“电影如果在台湾上演，那是比多少文字都有力量。电影开始，重庆谈判的时候，蒋介石和毛泽东都穿了中山装，有一句台词是，我们都是中山先生的弟子，当然要穿中山装了。这是一个隐喻。”
“这个片子也是比较生逢其时的。我在政协的5年，催生了这样一个影片，对于我来说，这段生活体验呢，还是有成果的。政协从前是，现在也是，今后更会变成中国政治生活很重要的一部分。我觉得什么都有一个过程吧，但是毕竟是在变化。”张和平最后这样总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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